在中国文化史上，“色情”这个罪名，向来缺乏明确标准。例如，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“色情”，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阶级观众的纯洁灵魂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，直到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。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的罪名恰恰就是“色情”，因为它们充满“肮脏低俗的台词”和“下流的气声”。并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，都沦为“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”。

　　“色情”的界定，竟是如此宽泛，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，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，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。以所谓“一脱成名”定罪，更是难以令人信服。渴望成名，何罪之有？而若是“一脱成名”有罪，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后成名，才能获得赦免？而要减少汤唯（汤唯的指数 汤唯的影像 汤唯的明星村）曝光率，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？

　　此前的“脱衣嫌疑犯”，女星包括范冰冰(《苹果》)、章子怡(《艺伎回忆录》)等，男星则有梁朝伟、佟大伟和梁家辉等，都未见被出手制裁，而仅对汤唯（汤唯的指数 汤唯的影像 汤唯的明星村）一人痛施大板，显然违反了公平的原则。

　　此外，禁黄不禁暴，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。“电影审查标准”明文规定，严禁夹杂凶杀、暴力、恐怖、鬼怪、灵异等内容；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、血腥、暴力、吸毒、赌博等情节；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、台词、背景音乐等，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《集结号》和《投名状》，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，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称，也未见相关部门虎颜动怒。对“色情”的管制日益严厉，为何却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？

　　不仅如此，“封汤”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。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，也就是以执法名义，公开侵犯个人权力，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。针对这种行为，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，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，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。

　　而摆脱上述种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，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，对所谓“色情”(暴力等)的定义，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，找到那个划定“色情”与“健康”的“第N个扣子”，并且放弃陈旧的“计划时代”的文化管理模式，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，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。

　　尽管失去了广告代言的高额报酬，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，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，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。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，也是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。

　　　　★ 文/朱大可　(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)